散文经典2篇

4月之后的邓州，气温升起来了，周末，总有几个朋友相约到小饭馆聚会。我们吃着特色美食，漫无边际地聊着过去和今天人们吃饭聚集的场所，从今天市井随处看见的潼关肉夹馍、四川撸串、邓州胡辣汤、云南过桥米线、户部巷绝味大面筋等街边小摊、露天大排档谈到了过去农村热闹不凡的饭场。

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邓州农村，只要不是大雨暴雪等恶劣天气，一年四季，从冬到夏，家乡的人们一日三餐不喜欢关上门在自己家里吃饭，反倒是乐意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开阔空场地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一大群人凑到一起吃饭。久而久之，这个空场地就演变成固定的饭场。

等到每户的炊烟从烟囱中慢慢消散，熟悉的饭香从各家厨房向外飘出，人们便端着饭碗陆陆续续来到饭场。

饭场里没有桌子，也没有椅子，中老年人各自选一棵大树、一堵墙根，将布鞋脱掉一只，垫在屁股下，这算是“座”，再往身后的树上或墙上一靠，树和墙就是“靠背”，就捧着大海碗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那个年代，每个家庭的饭菜基本一样，很简单，很普通，很农家，没有多大贫富差距。

早饭和晚饭大致相同，主食的汤类是煮红薯、煮红薯干和红薯面、玉米糁的汤，馒头类主要是窝窝头、玉米面饼等，只有在外有工作的少数人家，才能吃上一层薄薄的白面裹一层厚厚的红薯面的“花卷”。不是逢年过节或特别重大的日子，很少见人吃纯白面馍，更不用说油条和烙馍。

午饭是农村的主餐，家家吃汤面条，所谓的面条也是面条少而红薯多，丢锅的菜叶是红薯叶、豌豆秧、芝麻叶之类。菜就更简单了，腌生葱、凉调萝卜丝、蒸马齿菜、凉调香椿、小葱拌豆腐等，左邻右舍，相互之间，看中的菜，就从人家的碗里挑出来一些尝尝，点点头，微笑着表示谢意。

生活在大集体时代的农民，早出晚归，战天斗地，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每人仅能分到一百多斤小麦、少量的绿豆芝麻和较多的红薯、玉米之类的杂粮，每户每年只能分到几十元“工分钱”。关于当年的生活写照，曾记得广泛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红薯面、红薯馍，离开红薯不能活。”“这家儿到那家儿，吃的红薯干；这庄到那庄，吃的红薯秧。”。

只有舅爷或舅舅等重要客人来了，才能吃上一个小油馍。用餐的时候，妇女和孩子们不得上桌，奶奶让我们待在厨房里，等到客人吃毕，油馍从堂屋的餐桌上扯下来，才分给我们一点儿，风扫残云地吃过后，与客人打招呼，飞快地上学去。

饭场是信息交流的场所。凑饭场是当地吃饭的习俗，不凑饭场的人家，人们就说这家人“死鳖”（性格内向，不够和善）。饭场上人多热闹，大家一边吃饭，一边谈一些自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东拉西扯，不着边际。

饭场往往以年龄和性别分群，没有贵贱之分、辈分差别。大体上，年长的人多谈论一些耕种之事、村里村外的新闻和重复过无数遍的鬼神传说，有时还传达一些上级指示精神。吃罢饭，男人们的饭碗由 “内掌柜”收走，他们便掏出旱烟袋，你一袋，我一袋过把瘾。喜欢下棋的人则在地上画出纵横各五道的棋盘，比赛“占方”或“狼背猪”，棋子就地取材，用细木棒和小石子代替。青年人知识不多还爱“抬杠”，争执最多的问题就是“教授和工程师那个有学问？”以及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这个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千年哲学命题。妇女们话题最广，经常打听谁家与供销社的人有关系，托人弄几条日本“尿素”布袋，洗一洗，染一染，做件夏天的衣裤；那些女儿要出嫁、儿子要娶亲的人家，还发愁找城里人买块手表、买台缝纫机、买辆自行车……调皮的孩子们吃饭的时候，拿狗儿寻开心，故意将吃剩的红薯皮抛向空中，让那些在饭场里窜来窜去的小狗抢着吃。那些小狗则紧盯着小孩的筷子，待食物从筷子上抛出，狗儿就迅速跃起，用嘴巴将空中的食物叼个正着。小孩子们吃完饭，饭碗放在一起，忙从口袋里掏出玻璃球，三三两两一堆，玩“弹球”游戏；更多的孩子将头挤在一起，撅着屁股玩“蛤蟆跳井”或“解放台湾”的游戏。